民国收藏家赵汝珍写的《古玩指南》一书，可谓古玩业内比较系统的理论著述，数十年来被人们不断解读，是民国到现在的持续畅销书，想必涉及古玩收藏的人多都参阅过。

实际上，《古玩指南》在民国出版的当时就很畅销了。赵汝珍花费了3年的精力，写了20多万字，于1942年印出，一时间琉璃厂内外争相传阅，首印的500本不到20天就售完，于10月份又印了第二次。书中广泛介绍了古玩的鉴赏知识，涉及古玩的种类与物品繁多。

1943年3月，赵汝珍续写的《古玩指南续编》依旧20余万字，推出后很快销售一空。同年六月，他又写出了十五六万字的《古董辨疑》，面市后仍然得到了极大的推崇和畅销。

赵汝珍的古董书籍一经推出就火爆异常，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有莫大的关系。日伪时期，北平古玩界很热闹，因没了国民政府的监管，国外各类古玩商、冒险家、考古学家云集与此。

日本人以帝国军队驻扎的便利条件，大量搜集文物古玩，或运回国内，或倒买倒卖，以此谋生的古玩商和社会闲杂人士基本上多成了当时“一二线铲子“，发大财的比比皆是。

另外，当时北平社会所羡慕的公务员阶层，处境相当困苦。以一个中等科员来说，在1944年上半年，一个月加上补贴可以拿到240元。但当时的房租均价是30元到40元，一尺布要10余元，一袋面则要200余元(当时1根金条为10两，1两黄金相当于大约100银圆，1银圆大约等于0.7两白银)。

一个科员的收入不要说养家，连自己的最低生存都成了问题，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可想而知。北平以及周边的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古玩市场的火爆，主要是大量外国人的购买，学点鉴赏本领为了生存，这就是《古玩指南》当时畅销的社会背景。

赵汝珍本是清末大理院少卿，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在北京西城区私利培育中学当校长，后成为冀东银行监事让他拥有了玩古玩的资本和势力。

赵汝珍把西琉璃厂荣宝斋东边因倒卖孙殿英盗掘的东陵文物而事发的“尊古斋”盘了下来，1937年筹备1938年开业，取名为 “翠珍斋”，由著名金石家寿石工题匾。随着开店对古玩的认识和把玩，也苦于没有收藏资历，便筹备今后写成一部古玩专业的工具书。书中广泛介绍了古玩的鉴赏知识，其中涉及古玩种类，物品繁多，但描述多有过浅之感。

抗战时期，赵汝珍出资数千大洋兴办了萃珍斋古玩店，并骋请了朋友苏风山的徒弟黄同文任经理。萃珍斋兴办之初，主要经营外贸出口新瓷器，兼做古瓷、名人书画生意。

他最先花巨资收购的是宣德炉，前后收集了一百多只，凡是宣德炉谱上有的他全都有，在收的基础上他又开始研究，他曾将宣德炉锯开，冶炼考察宣德炉的合金比例。随后法书、古画、古帖、青铜、古钱、古镜、瓷器、古玉、甲骨等分别收藏和研究。

除了收藏，赵汝珍还有一点吸引人关注，那就是他与日本人在古玩上有利益关系。

其实民国琉璃厂当时绝大多数古玩商，都与日本、英国、美国、法国的文物贩子都有瓜葛，比如卢芹斋在北京琉璃厂的“来远申号”，其中很有门道的管复初就是聘请来负责古玩艺术品鉴定，大多数古玩要请他过目，再决定收购与否。

由于卢吴公司资金雄厚，出的收购价高，故而国内文物精品几乎任其挑选，有先睹为快的特权，很少有人能与它抗衡。由此，卢芹斋等在国内组织的严密供给网源源不断地向巴黎总部输送出古玩货品。

卢芹斋作为民国时期古玩商的一个缩影，有人说他有功，有人说他是中国文物流失的罪魁祸首。

多数人评价古玩收藏家赵汝珍：“算是在古董收藏上有研究的了。”但一些大家评论却没有这样客气：“对于一个合格的收藏家，收藏之道性，似乎也未达到那境界，甚至不惜做汉奸。实际上算不上真正的收藏家。“

赵汝珍的人生轨迹，对我们今天的收藏家仍然有警示意义，玩古玩也好，做一个收藏家也好，道德情操是首要的，也是立身之本。大是大非面前，不能失去做人根本。

尽管赵汝珍有一段很不能理解的历史，但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忘著书立说，在民国时期对我国的文物艺术品进行搜集、整理以及进行研究和鉴定理论的总结，有些理论和记述虽然不尽完善，但还是具有一定的学术贡献，其著作《古玩指南续编》、《古董辨疑》(上下卷)等对后代具有很大的指导和参考价值。

赵汝珍在1942年编篡出版的专著《古玩指南》的序言中写道：“……中华民族之在今日，尚能夸耀于世，尚能为世人所称道者，惟此而已……”“因此，亦可证知吾中华之祖先聪明睿智高于同时之任何民族，依优生学之定例，则吾黄炎之子孙，其脑筋智力，绝不低于今日之任何国家。现在虽遭逢不辰，因势微弱，设稍假时日，定能与最前站立之白人并驾齐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