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贺瑞麟“序言”之解读及其他
赵 耀 景
《弟子规》的原作者究竟是何许人呢？答案只有一个：浮山县贾存仁木斋先生是也。但是，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弟子规》的原作者却换柱为《训蒙文》的原作者绛州李毓秀子潜先生。这团历史的迷雾是怎样形成的呢？现在已经到了应该廓清的时候了。
首先，我们来读一读清末著名理学家、教育家、书法家贺瑞麟（号复斋）先生于“癸亥重阳”在绛州为绛州“复刻”《弟子规》所撰之序言，听听他是怎样说的。
“此书旧相传为绛州李子潜先生作。同治初元避乱来绛，因求先生诸书，得见所谓《训蒙文》者，其义例、语义即此书所本。而视此特详，则又窃疑是书或先生晚年修改。即得徐州刊本， 乃知浮山贾存仁木斋重为删定如此。贾之重订，固不能没先生之实，但其明白简要较便初学，盖为有功于先生者。而改今名亦切事实。正童稚之脚跟，开圣贤之涂辙，殆与原书无异旨也。旧常刻于关中，今复刻于先生之乡，且著其始末，俾读是书者，因木斋不忘先生。而有力者，更能取《训蒙文》而并刻之，即于世道人心益有赖焉！此又余之重有望也。先生名毓秀字采三，康熙间人，讲程朱之学，著述皆甚正。癸亥重阳三原贺瑞麟谨书。”
这篇序言仅有239个字，但它却非常重要。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其内容成功地解开了《弟子规》原作者为何人之谜，以及《弟子规》与《训蒙文》之关系，还包括它的撰写地点恰恰是在绛州，是当时李毓秀先生的故乡向贺瑞麟如实地提供了撰写序言的相关资料。
从该序我们可知：一、同治元年即1862年贺瑞麟为躲避战乱到了绛州，这是贺瑞麟先生能撰写序言的机缘。二、次年即1863年癸亥重阳为李毓秀故乡绛州“复刻”《弟子规》撰写了序言。贺瑞麟是当时社会名流，既然“避乱来绛” 被邀请撰写序言完全合乎情理。三、贺先生旧闻《弟子规》相传为李毓秀所作，得见《训蒙文》后，又曾疑是李毓秀“晚年修改”而成。但当其在李毓秀故里“即得”《弟子规》“徐州刊本”后，“乃知《弟子规》是“浮山贾存仁木斋重为删定如此。” 同时，其序言也澄清了李毓秀先生晚年是否修改过《训蒙文》的问题。四、从贺瑞麟序言可得出明确的结论：《弟子规》是由贾存仁“重订“和命名的，贾存仁是当仁不让的作者。五、《弟子规》与《训蒙文》是有密切关联的两本不同的书。六、贺瑞麟所撰序言，能顺利刊载于绛州刊本中，说明该序言当时得到了出版人的认可或默认。七、绛州“复刻”《弟子规》时，署名为“绛州李毓秀采三著”，与序言显然矛盾，贺瑞麟未能纠正，显然与其客居避乱有关。
癸亥重阳（1863年）贺瑞麟所撰序言之绛州刊本至今还未被发现，但却发现了同治壬申（1872年）绛州庆吉堂“丽泽精舍读本”。而贺瑞麟1863年写序言时恰好住在丽泽精舍。也许庆吉堂读本就是当年的癸亥刻本的再次复刻。该读本不仅原文收录了贺瑞麟癸亥重阳所撰之序言，而且还由贺瑞麟先生重撰了另一篇文章置于序言前。正文后还收录了癸亥重阳绛州刊本另一订正者杨树椿仁甫所撰之说明。绛州吉庆堂刊本现收藏于浮山县民间收藏家盖丹先生手中。该刊本竟然没有署名作者是谁，也就是说没有署名是“绛州李毓秀采三著”，这在现如今能见到的所有《弟子规》刊本中诚为“另类”。
其次，再读无锡薛景清1881年为天津津河广仁堂“重付刳劂”绛州刊本《弟子规》所作之跋。天津津河广仁堂1881年刊印的《弟子规》存世刊本现盖丹先生也有收藏。薛景清跋文如下：
“清少失学，及冠从余孝惠先生、游先生授绛州李氏《弟子规》。口诵心惟，服其立言显豁，深俾童蒙，每一展卷爱不忍释。窃思朱子《小学》之辑祥且精矣，而立教之意，乃欲为人立终身范围，故所载兼成人之礼，不尽便于童蒙也。李氏是编则语语浅近，垂髫读之易知易行。先儒谓《近思录》《四书》之阶梯，《小学》《近思录》之阶梯，清谓《弟子规》即《小学》之阶梯也！愿为父师者以此教，为弟子者以此学，庶始基即端，则读《小学》以后之书，则更可即知即行矣！乙卯秋，清赴晋助赈，得贺复斋、杨仁甫两先生订正绛州刊本，如获拱璧。慨岁月之已逝，恨根本之未培，执是编而益用兢兢。光绪辛巳秋，于役津门，爰以是本商诸恒斋主人，重付刳劂；工竣志之，以告世之读是书者。无锡薛景清跋于广仁堂。”
从无锡薛景清之跋可知：一、薛景清“及冠”后便从余孝惠等先生教授《弟子规》，并给予《弟子规》“始基即端”之评价。二、已卯（1879年）秋，其到山西“助赈” 时得到了贺复斋（瑞麟）、杨仁甫（树椿）两先生订正的绛州刊本。三、光绪辛巳（1881年）秋，其到津门出差，经商之于”恒斋主人”，在广仁堂将从山西得到的《弟子规》“重付刳劂”。四、尽管薛景清之跋文中仍然说是“李氏《弟子规》”，但该刊本把贺瑞麟序言原文赫然刊载其中，而且再没有写新的序言，说明薛景清等默认该序言内容之真实性、可靠性。
广仁堂刊本《弟子规》仍错误地署名“绛州李毓秀采三著”。
从贺瑞麟的序言和薛景清的跋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李毓秀故乡绛州“复刻”的《弟子规》是浮山贾存仁“重为删定”并命名的。换言之，李毓秀故乡绛州“复刻”的《弟子规》原著应为浮山贾存仁，而非绛州李毓秀。绛州癸亥重阳刊本把《弟子规》真正的原作者浮山贾存仁木斋先生排除，使《弟子规》“ 旧相传为绛州李子潜先生作” ，坐实为李毓秀著是不道德的。《训蒙文》《弟子规》皆教人“谨而信”，而当时之出版人既不谨又无信，其德何堪！
其三，再读杨树椿之说明。 津河广仁堂刊本，同时也刊有癸亥重阳绛州刊本另一订正者杨树椿仁甫所撰之相关说明：
“ 愚案第四章“见人善” 以下二十四句，贾本在第三章“莫闲管”之下，文意不属，今据《训蒙文》移之，但不知何以有是误。案“道人善” 八句，《训蒙文》原文在第三章，属“言信” 之事，适与“见人善”句法相似，贾本或偶因此而互乱欤。但此八句于“爱众”之义亦合，姑乃其旧。是岁，余与贺君共居绛之丽泽精舍，值刻是书，得与订正之意故识之。朝邑杨树椿。”
朝邑杨树椿从另一个视角证明了“贾之重订““徐州刊本” 或“ 贾本”《弟子规》的客观存在。
哪么有人会问，世人明明知道《弟子规》出自贾存仁之手，为什么许多人在新刻《弟子规》时偏偏还要说“原著”是李毓秀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愿诸君听我慢慢讲解。
第一、先从贾存仁出版《弟子规》说起。贾存仁出版《弟子规》具体年月已很难确定，大约在1776年后。据清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贾履中撰写的《皇清例赠文林郎辛卯科副榜贾木斋先生暨配张孺人合葬墓志铭》记载：乾隆辛卯科（1771年）贾存仁得副榜后游学京师，由戴东原等举荐参与了《四库全书》的编纂，丙申（1776年）后“馆于乡”，辛丑（1781年）“掌教安泽书院”，甲辰（1784年）病逝。由此推测其很可能是在“馆于乡”这个期间完成了《弟子规》的刻印。其首次刊出《弟子规》究竟是如何署名的呢？现尚无实物可证。清咸丰六年（1856）慎修堂藏书《弟子规》署名为“绛州李子潜先生元著，浮山贾木斋节定”。现收藏于北京市某收藏者家中的《弟子规》（浮山有影印本）是1898年即清“光绪戊戌重镌”的，该书沿用的是清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由“后学李慎叙于西安郡斋”的版本。该书也明明白白的写着：“绛州李子潜先生原著，浮山贾存仁木斋节订”。这里所说李子潜先生“原著”，确切地讲是指其著《训蒙文》而非作《弟子规》。原因很简单，《弟子规》问世时李毓秀先生已经作古40多年了，如何做得“原著”呢?相反，浮山贾存仁木斋“节订” 倒是确有所本。贾存仁是个宅心仁厚之人，他对《训蒙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除重订，但其署名时却非常低调，把自己仅仅放在了“订正”者的位置。这是有根据的。1785年，即贾存仁逝世第二年安葬之时，洪洞进士范鹤年受贾存仁之子贾若芾之属，撰写的《清例授修职郞乾隆辛卯科副榜余田贾老先生懿行碑记》有这样的记述：“订正《弟子规》《正字略》以课童蒙。” 余田是贾存仁的号。 此时离《弟子规》刊行最多不超过八年，范鹤年所撰碑文是完全可信的，这也许恰好印证了贾存仁生前出书时把自己定位为“节订”者的意愿。贾存仁先生这一谦让不要紧，却为后世有些人有意或无意忽视、抹杀其《弟子规》合法作者之地位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第二、再从绛州刊本说起。1863年绛州“复刻”《弟子规》时，《弟子规》在全国已是声名大振，但其作者是谁呢？正如贺端麟所说：“旧相传为绛州李子潜先生作。” 为什么会有如此“相传”呢？这里做一个大胆的推断，贾存仁在首次出版《弟子规》时，为了表达对李毓秀先生的尊重，说不定就把《训蒙文》的作者李毓秀先生署名为“原著”了。当然，也不完全排除是出版人所为。前述1856年、1874年、1879年等几个版本的署名即可佐证。这样，那些根本不了解《训蒙文》与《弟子规》两书原委的后人，自然就把《训蒙文》的作者李毓秀当作了《弟子规》的原著，而把贾存仁晾在了一边。这是其一。其二，再加上李毓秀故乡某些人，有意或无意地为宣扬李毓秀而掩盖事实真相，复刻《弟子规》时只署李毓秀的名字，连贾存仁“节订”者的名分都不给，开了一个不好的头，一团历史的迷雾就由此进一步弥漫了起来。直接的例证，如1881年津河广仁堂再版《弟子规》时就只署李毓秀一人的名字即为典型。后来的事实更为严重。本人见到的，从1863年后到民国时期的几十个《弟子规》版本，唯1872年绛州庆吉堂未署名李毓秀，1874年、1879年的两个版本均署名李毓秀、贾存仁两个人外，其余所有版本，包括民间无堂号的诸多版本只署李毓秀一人，同时贺瑞麟的序言也不见有人再刊载。绛州1863年的复刻本，或许还有1881年津河广仁堂的复刻本，在排除贾存仁的作者这一问题上，客观地说起了满天过海的恶劣作用，最终造成了世人只知“李夫子”，而不识“贾副榜”的极坏的效果。
难道说世上就没有人主持公道了吗？非也！贺瑞麟等就是主持公道的人。当时贺瑞麟避乱客居绛州，绛州人要为乡贤出书，如何署名其可能不便多说话。他为了避免世道人心的堕落，对历史负责才写了前面那篇态度明朗，但语调却委婉含蓄的序言留给后人。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而有力者，更能取《训蒙文》而并刻之，即于世道人心益有赖焉！此又余之重有望也。” 这段耐人寻味的话无疑是对后人的暗示与希冀。他希望有能力的人能够把《弟子规》与《训蒙文》“并刻”一起，让世人去比较、鉴别。如能如此，贾存仁既“不能没先生之实，” 又“有功于先生” 的旷世功德就会自然而然地大白于天下。贺先生的良苦用心诚难以言表，这样的序言是何等的高超美妙！九年后（1872年）绛州庆吉堂刊本未再署名李毓秀作，也许就是受到贺瑞麟先生正义感的影响。遗憾的是155年过去了，世人并没有看到“并刻”本的出现。而今，《弟子规》各种版本林林总总，《训蒙文》却成了凤毛麟角。现知有人收藏有康熙壬午（1702年）《训蒙文》之版本，但收藏者尚未把其全文公诸于世，时下人们还难以窥视《训蒙文》之全貌。
去年，我以康熙壬午《训蒙文》之版本公开部分为基础，通过网上搜索，拼凑了近1600字的《训蒙文》，虽未能做到窥其全豹，但亦可粗知八九。于是我撰写了《<弟子规>与<训蒙文>异同之辨析》。经过比较，我的结论是：贾存仁对《训蒙文》进行了大刀阔斧地删节修正、充实提高，同时保留了《训蒙文》的部分精华。或者说贾存仁对《训蒙文》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的二次创作也不为过。《弟子规》与《训蒙文》相比，言简意赅，亮点凸起，有了质的飞跃，完全配得上习近平总书记给予《弟子规》是“童蒙养正宝典”的高度评价。贾存仁作为《弟子规》唯一的合法作者，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事实证明《弟子规》绝非是《训蒙文》的别名。《弟子规》就是《弟子规》，《训蒙文》就是《训蒙文》，两本书虽然有割舍不断的联系，但绝不可合二为一。
2018年6月30日
注释：
1. 贺瑞麟：（1824－1893） 原名贺均，榜名瑞麟，字角生，号复斋、中阿山人。清末著名理学家、教育家、书法家。道光二十一年中秀才，后授业于关学大儒李桐阁，与山西芮城薛于瑛（仁斋）、朝邑杨树椿（损斋）并称“关中三学正”。同治九年（1870）创立正谊书院，主讲正谊书院20年。学兼体用，精研程朱之道，集理学之大成；刊印经典，汇集为《清麓丛书》，为时人所敬重。督学吴大徵奏请朝廷，奉旨授国子监学正衔，晋五品衔。编著有《朱子五书》《女儿经》《信好录》《养蒙书》《清麓文钞》《三原县新志》《三水县志》等，他精于书道，楷书结构严谨，行草运笔浑厚，遗墨遍关中。临潼华清池《乐善亭记》碑堪为代表。
2.关中：古指“四关”，即东潼关（函谷关）、西散关（大震关）、南武关（蓝关）、北萧关（金锁关）之内西安等地。
3.世道人心：泛指社会的道德风尚和人们的思想情感等。
4.余孝惠：余治（1809～1874）近代著名慈善家、戏曲作家。字翼廷，号莲村、晦斋、寄云山人，晚署木锋先生，门人私谥“孝惠”。江苏无锡人。其《年谱》中列有薛景清。
5. 杨树椿：（1819~1874）字损斋、号仁甫，陕西朝邑人（今属于渭南市大荔县）著有《损斋文抄》等。
6.始基：意指开创基业。《国语·周语·太子晋谏灵王壅谷水》篇，”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始基可对应古希腊语“万物的根源或基本”。作为哲学名词，真正使用者是赫拉克利特。泰勒斯起开始具有哲学上的意义，指万物的根源或基本，万物从它产生又可复归于它的共同的东西。
7、郡斋：古时郡守起居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