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开明

小苏村在临汾城的东南方向，离城 20 公里，隶属尧都区贾得乡 , 是尧都区的边缘。村南是襄汾县大邓乡地界，村西是襄汾县邓庄镇 地界，村庄东面是梨花山，主峰海拔 790 米，大体都在小苏境内。 梨花山脚与村庄之间，有一条季节性河流，人称小苏河，自东北入 境，绕大半个村庄，向西南而去十多公里，注入汾河。村西是洪积 倾斜平原，有地堰，都不高，大块地有 30 多亩。地势东高西低， 落差在 280 米以上。村域东西长约 3.9 公里，南北宽约 1.3 公里。 全村现注册人口 1200 余人，耕种着 2800 亩土地。

小苏村依山傍水，有着悠久文明的历史 , 过着勤劳农耕的生活。

一、古文化遗址与小苏河

在田间耕作时，人们常常能捡到陶器碎片，但祖祖辈辈没人在 意。2005 年，村人在编辑《小苏村志》时，翻阅《临汾市志》(2002 年版)，发现第二十九编“古遗址”载:“在小苏梨花山自然村(隶 属小苏村的几家住户)北面，地表采集有夹砂绳纹灰陶片，分布面 积有 9800 平方米，属龙山文化，1981 年发现。”短短数语引起人 们注意。当时七十多岁的李地灵老人，才意识到他在小苏村西河坡 顶劳作时，先后发现的几件石器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件是磨制青石铲，约 18.5 厘米长、6.5 厘米宽，通体磨光，有半圆形石刃。另一件是把磨得扁平的石耜钻孔 , 显然是装木柄用，用作翻土工具。磨制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特征性人 类遗物，是在旧石器时代打制和琢制石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小苏村李地灵老人发现的磨制石器

后来，我在尧都区文物局又查到了几年前全省文物普查与小苏 村相关的一些资料。资料显示，小苏村的古文化遗址有四处:一是 小苏村梨花山自然村北，有 100×90 平方米新石器时代遗址，地表 采集有夹砂绳纹灰陶片。二是小苏村东南小苏河北岸台地上分布有 350×200 平方米新石器时代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陶寺类型)， 采集有绳纹、附加堆纹夹砂灰陶鬲(li)、罐残片，层厚约 2 米。 三是村南小苏河南岸台地上，有约 100×80 平方米东周遗址，在地 表也是采集到一些灰陶鬲、罐等残片，而且这里还有其他的重要发 现。四是在村西小苏河北岸台地上，分布有 300×200 平方米的西 周时代遗址。地表采集有夹砂绳纹灰陶鬲、壶、罐，泥质灰陶平底 罐等残片。

遗址方位走向是沿河从上游往下游的，沿着小苏河再往西，就 进入襄汾地界。没有资料，我不能说还有没有古文物遗址，但我知 道，襄汾境内发现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有 50 多处，小苏西 南约 5 公里处的陶寺龙山文化遗址，是全国著名的中国史前时期最 大都城遗址。返回来，在小苏村东北，小苏河入村境的地方，我还查到一个柏壁遗址。《临汾市志》说是仰韶文化遗址。“普查资料” 是这样记载的:“柏壁村西，小苏河北岸台地上，有 112000 平方 米新石器时代和东周时代遗址，地表采集有新石器时代夹砂绳纹鸡 冠耳罐、绳纹附加堆纹灰陶片，东周夹砂绳纹灰陶鬲残片等”。沿 小苏河再往东 2 公里，还有沟东村龙山文化遗址 50000 平方米。

从考古学上说，距今约 5000 年左右，就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 阶段。晋南一带，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成的龙山文化，地理分布更加 广阔。叠压在仰韶文化之上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是由仰韶文化发展 为龙山文化的过渡阶段，属于早期龙山文化。这个时期，由于生产 力的不断发展，“母权制”自然过渡为“父权制”，父系氏族公社 逐渐形成。磨制石器这些细石器的出现，特别是轮制陶器烧制工艺 更为复杂、分类更加细致，表明原始的手工业和以耜耕为主的原始 农业出现了。在小苏村的大半边，沿着小苏河出现这么多古遗址，说明小苏这块土地在很古老的时候就有人类生活，同时也表明，是小苏河哺育了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群。

小苏村出土的绳纹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

仰韶文 化持续时间 大约在距今 6000 年 前 后，是母系 氏族公社制 繁荣时期的 文化。庙底 沟二期文化 放射性碳素断代约公元前 2900 年至 2800 年。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放射性碳素 断代为公元前 2500 年至公元前 1900 年。西周是在公元前 1046 年 至公元前 771 年，东周是在公元前 770 年至公元前 256 年。

小苏河沿岸各个时期古遗址的存在表明，早在 6000 年前至 2260 多年间的近 4000 年的史前时期，小苏这块土地上，始终是有 人类居住的。其实，在小苏地域内的东南方和西北方，当代的小苏人在生产劳动时，从浅层地表和偶然发现的墓葬中，就常能捡拾到各类陶器残片甚至是完整的陶器，还有一些是近年猖狂的盗墓贼随处遗弃的陶器。经鉴定，有春秋战国时期的，还有两汉时期的。可见，小苏这块土地，从史前到现在，人类生活从没中断过，只是社会落后，多少年来没有文字记载而已。

古时候的小苏河是一条什么样的河呢?远古时期，人类生活选址一般在河流两岸经长期侵蚀而形成的阶地上。自村境东北的柏壁仰韶文化遗址算起，梨花山遗址、小苏村东南遗址、小苏村南遗址、小苏村西遗址五个古遗址(西河坡顶发现的细石器官方没计算在内)就分布在绕大半个小苏村不足三公里的小苏河两岸。小苏河的上游和下游还有没有，或者说还有多少古遗址，我不能断定，但仅这些就引人无限遐想。

小苏河，发源于浮山县芝麻——圣王山。相传，尧舜时“洪水 横流，其山随水高低，其形若浮，因名浮山”。可见远古时期小苏 河源头的水量有多大。而且，据我们估测，上游流域面积在 200 多 平方公里。河水在小苏境以上，都在山谷奔流，落差较大。从柏壁—— 小苏开始，在梨花山脚流淌，往西进入自然纵坡 2.5~5%的平原地带， 河水把平原下切了有 20 来米深的沟谷，这在小苏从东到西沿河两 岸都很明显。它的水量有多大呢?在原先的村东 30 到 40 多米的河

滩里，看到的石头和小苏人做建筑材料搬回村里的石头，一立方大 小不是罕见的，甚至比它大的还有。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生产力 落后，大自然还是原生态。每当洪水暴发，声若惊雷，洪水裹挟着 滚石翻腾着咆哮而下，冲毁田地，淹没庄稼。

记忆中，小苏河虽然 是季节性的河流，每年雨季总有几次洪水，但非雨季也是经常有清 水，完全断流是不多见的。河滩里低洼处常年积水，小鱼、青蛙随 处可见。每当夏天，青蛙全天候鸣叫，人们的生活是有蛙声伴奏的。 梨花山脚下，到处冒泉水，虽然都不大，但数量很多，梨花山口的 花园坡里常年顺坡淌水，汇成小溪，流入小苏河。在村庄东南方河 边，生产队还扩大泉眼，挖成水塘 , 安设水泵，浇灌山上土地。在 村庄南河边，有一支大溪流来自邻村——襄汾的东张村，足有五吋 水泵的流量，常年汹涌汇入小苏河。传说，很久以前，崇山(塔儿山) 下住着一位白发婆婆，老人家到底多大年纪，谁也不知道。一年天 气大旱，小苏河断流，沿河庄稼没了指望，老百姓烧香磕头，眼巴 巴渴盼着老天下雨。一天，老人家提着一罐清水，行至小苏村南， 将水罐里的水往出洒了些，这里立时就冒出了一股泉水，形成了小 苏村南的一条小河，人们正在欢呼，老人含笑飘然而去。千百年来， 小河两岸柳树成荫，水中芦苇丰茂，村妇们洗衣，顽童们戏水，是 小苏人的一方乐园。沿小苏河的田地，地下水位很浅，为了浇灌方 便，小苏的先人们在滩地打有 70 多眼水井，水面距井口只有 2 米多， 大片的水地确保了一年两茬农作物丰收。小苏人祖祖辈辈依赖小苏 河滋润，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更多的时候小苏河赐给小苏及下游沿河村庄的是恩惠。出了小苏，这条河进入襄汾境内依次是段村、东侯、邓庄、南梁、北梁、西梁等村注入汾河，沿河村庄得其地利，用河水浇灌了更为广阔的土地。

1956 年，农业高级合作化运动兴起，大苏、小苏、柏壁三村 组成“极光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了利用小苏河每年的洪水，“极 光社”在柏壁村西南河道中筑坝拦洪，向西开挖 2000 余米渠道， 浇大苏、小苏村西土地。小苏河下游的村庄不满意了，差点闹起了 械斗。后来把官司打到了临汾地区水利局，但水利局无论怎么调解， “极光社”在上游，还是占尽了地利的优势。

当然小苏河危害也是有的。近百年前的 1919 年 6 月 16 日，洪 水浩荡西下，冲击了 5 公里外的襄汾邓庄村集镇，有 40 余家商号 遭了水灾。为此，当时的襄陵人郑文治作了《水灾歌》，后来还被 评为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邓庄村南有座石桥。西晋时“右仆射 光禄大夫”邓伯道省亲遇水，迟迟不能归朝，为此，皇帝赐建“遗 爱桥”，并有石碑为证。

小苏河是汾河的支流。古代汾河的流量有多大呢?十万年前的 丁村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大型丽蚌壳，比脸盆还大，有 1 米多长的鲤 鱼、青鱼。《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公元前 647 年，晋国闹饥荒 而求秦，秦穆公派出运粮船队经渭河、汾河直抵晋国绛都。这是汾 河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书上出现，也是汾河航运的最早历史记载。此 后，各朝代都有汾河航运、乘船游览的记载。如汉武帝乘坐楼船浩 荡南下。直到 1963 年，河津缺粮，政府调集二十艘船只运粮。这 是汾河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航运。小苏河自小苏到汾河的距离只有十 多公里，依据各方面情况推测，历史上的小苏河水量不会太小。特 别是李地灵老人发现的那件铲型石器也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表面 多处包有纯净的碳酸钙外壳，证明曾被河水长时期浸泡过;二是发 现地离河面有几米高的地方，也说明河水很深。

远古时期的小苏河，我们手头没有水文资料，但仅小苏境内的小苏河段就有多处古人类遗址，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小苏河水的作用，并能让人浮想联翩。

在距今四千到五千年前，小苏地域风光旖旎，四季宜人，山涧溪流潺潺，山坡林涛阵阵。山上，人们在追逐野鹿、野兔;林地上， 人们在采摘野果、野菜;河里，人们在捕鱼、捞虾;荒野，人们用 磨光的石斧、石铲、石耜、木耒等劳动工具披荆斩棘，垦辟耕地， 种植着粟(古称稷)类作物;河两岸台地上，人们在半地穴式的茅 屋里烧水煮食;烧制陶器的陶窑前，人们烧制灰陶，把细致但不耐 火的泥质灰陶作饮器、食器用，如罐、钵、碗、盆，夹砂灰陶耐火， 用作炊器，如鬲、釜、鼎等。人们生活比较安定，财富有了剩余和 积累，母系社会组织也就向父系社会过渡，原始社会开始瓦解。是 小苏河哺育这一方的古代人类。千百年来，先辈们对梨花山依山就 势，开垦层层梯田，同时也留下了很多耐人寻味的地名。如麻沟里、 桑沟里、桑岭圪垯、槐堰嘴、雨竿(芦苇)坡、椿树凹、杏沟塄、 柏树地、南枣凹、北枣凹、麻篓沟等等。现在地名中的大多数植物 早已不见了踪影，但给人留下许多的想象。相传小苏村西，西河北 崖上“活堰头”一带，很早以前全是原始森林，后开垦成耕地。

“文革”时期，在小苏河上游的亢垣村段，当时的“大苏公社革命委员会”曾组织近千民工，历经八个春秋修筑了一座“柳沟水库”，准备拦截河里的洪水，浇灌下游数万亩土地，但远远低估了洪水泥沙含量，水库还没启用就被泥沙填平，劳民伤财，未浇一寸土地就被遗弃了。

近四十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地下水掠夺式的疯狂开采，使得地下水位严重下降，河滩里成群的浅井全成了干洞，村内几十米的吃水井，现在已被垃圾填满报废。并且，这条河二十多年不发一次洪水!整个小苏河几十米宽的河滩已成巨大的垃圾场。原先河貌没了踪影，年轻人真不知道这里曾经是一条河流。通过小苏河，我们一代人几十年的时间，就看到了大自然生态的可怕恶化，能不让人震惊吗?

二、小苏村前世今生

尽管至迟在四五千年前至今就有人生活在小苏村境内，但小苏在什么年代立村，我们仍不得而知。有几个流传很久的传说故事，也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秦始皇吞并韩国后，韩国公族后裔张良一路逃亡向东而来。他 希望结交高人勇士，图谋恢复韩国。他们一伙行至村西，站在堰头 向东望去，只见前面村庄，郁郁葱葱，横卧于一小山脚下，山川秀 美，且河水绕村，张良不由赞叹:“此村依山傍水，藏风聚气，河 流如玉带缠身，真乃风水宝地，此村必出高人!”于是扶冠整袖， 向东恭敬而行。走至村边，猛然叹曰:“罢了!此河乃一涧河，水 清而量小，山清难水秀，雨季到来，满河浊水。风水不全，可惜了!” 从人问一樵夫，得知是一无名村庄。张良静立默念，不由感叹说: “一千年后，有一高人经过此村， 才能得名。再过 一千年，此村才 能发达。”张良 为没得一高人遗 憾而去。他一直 到了博浪沙(今 河南境内)，才 结交到刺客，刺杀秦始皇，未遂，后辅佐汉高祖刘邦夺得天下。小苏一带有许多与张良有关的传说和遗址。

张良路遇无名村(高国宪绘画)

一千年后，有什么高人经过此村呢?北宋年间，四川眉州出 了很有名的文学家苏姓父子四人，其中兄长苏轼，人称大苏，小弟苏辙，人称小苏，兄弟俩与权臣政见不和，被贬官流放，一度曾流落到临汾东山某地。为了生计，兄弟两下山教书谋生。后人为 了纪念历史名人的足迹，就把他们居住过的地方叫苏寨村，把苏轼 教过书的地方叫大苏村，把苏辙教过书的地方叫小苏村。今年，苏 轼(1037—1101)诞辰 980 周年，小苏快发达了吧?但这个传说历史书上没有记载，也只能是个传说，以满足人们猎奇和虚荣的心理。再说，据各种资料表明，历史上还有一个中苏村，难道是苏氏三兄弟来这里了?这与那个传说就解释不通了。

苏氏兄弟客居留村名(高国宪绘画)

在《小苏村志》第一章的附录里，有关于“小苏与中苏”的一 段叙述。据老年人传了几代的说法，以前大苏多是张姓人家，中苏 多是祁姓人家，小苏多是李姓人家。小苏现在的村庄原是中苏，小 苏原在村东南的桑岭圪垯上。一次大地震后，房舍尽塌，村人死伤 大半，小苏人被迫搬到中苏，两村合并。当时官府有规定，有足够 户数才能称里。村公为了保住“村名”，给官府编假户头谎报户数。 两村合并后，由于李姓(小苏)人多，在村里掌了实权，就去官府 活动，说:“只要有大苏、小苏就行了，总不能有大苏、中苏，没 有小苏”，官府就答应把合并的村子叫“小苏”。中苏(祁姓)人 不服，但因李姓人多势众，只好作罢，“小苏”村名就一直延续至今。

现在村内以李姓居多，祁姓次之，而且分区聚居李、祁二姓在 全村占绝大多数，大苏的张姓占绝大多数，这与传说很吻合，人民 公社大集体时，生产队在桑岭圪垯整地，挖出了好多整齐的古砖墙、 炉炭坑、陶片等物，人类居住的痕迹很是明显，这与传说中小苏遗 址在桑岭圪塔是个有力的证据。村民郭奎胜(1930 生)老人说， 小时候，他和哥哥在同村外婆家见到过中苏的账本，他和哥哥郭天 庆(1928 年生)把账本裁成小块，装订成写字本。郭天庆老人也说， 他二爸(郭甲科，人称郭先生，清光绪的秀才)在村里应过事(村 长)，小时候在他家玩，他家炕窑里中苏的账本有很多，现在这些 东西早就毁了。 另有几块残破石碑的零星文字，也能隐约推测出些意思。上面文字中的大地震，可能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发生在临 汾一带的 8 级大地震。史料载:“乙亥年四月六日戊时，屋宇尽皆倾毁，人口多被伤毙，受灾甚重。临汾襄陵尤甚，城郭房舍存无二三，民居死伤十之七八。城垣衙暑、庙宇、亭塔、楼、碑、阁、仓、渠、民居尽行倒塌，地中火、黑色泥沙与水从地下不断涌出。城乡民众死伤数万，四月二十五日，康熙皇帝颁诏救灾。”

如果不是这样，能摧毁村庄的地震就是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 的山陕大地震，虽然晋南临汾也是重灾区，但时间上太久远，与史 料不符合。

在《临汾市志》(2002 年版)中记载，明万历年间(1573— 1620)行政区划中，有神泉乡致敬都中苏里、大苏里。小苏属神泉 乡致敬都大苏里。此记载可能是史书中最早出现的“小苏”二字，在此之前，没发现史料中有关小苏村的只言片语。

此后，清康熙十二年(1673)撤乡，裁并都，实行都里制，小 苏仍属致敬都大苏里。

乾隆四十四年(1779)，临汾县城外行政区划为 12 都，其中， “致敬都中苏里辖 2 村，南塬 40(数字是距城华里，下同)，亢 塬 45。大苏里辖 5 村，大王 25，大苏 30，小苏 35，柏壁 35，沟 东 40。”

这个记载很奇怪。大地震中苏被毁已过去了 80 多年，但政府 仍没忘记中苏的存在，以不存在的村子来命名这个里的名称，以示 对它的纪念?南塬、亢塬可能就是现在的南垣和亢垣。那么，根据 记载的各村华里数，中苏到底在什么位置?小苏又在什么位置?乾 隆四十五年(1780)版《临汾县志》、民国二十二年(1933)《临 汾县志》都这样记载。这些问题真成了一个谜。

民国时临汾全境行政区划分为五区，村称乡，小苏乡属第4区， 区所在地为东亢镇。

小苏村街巷布局，大致是按东西走向自南至北有前街、中街、 后街三条主要街道。清至民末，600 多口人的村庄，动荡荒乱中人们建有 10 座村门。外围门有 6 座，后街、中街东西门各一座。有 砖洞子门(北门)，有瓦房式的门，有砖洞子上再盖筒瓦房(西南 门)，也有砖洞子门上加垛墙，垛墙里加门楼的(后街西门楼)， 也有木结构牌楼(里北门)，这些门楼是因社会动荡而建，个别村 门旁设有更铺，有打更巡夜之人。

10 座村门内外，人们还建有 10 多座庙宇、古塔，以祈求神灵 保佑。

关帝庙，又称老爷庙，位于村西，人们也称西庙，建于何时不 可考。据碑记，重修于嘉庆十七年(1813)九月，是一座四合院。 西殿是主建筑，高大的斗拱，鲜明的琉璃瓦，雄伟的廊柱，华丽的 彩绘，洁净的青石台阶，正应了“非壮丽无以垂威”的古话。和正 殿对应的是古香古色的戏台。关帝庙南侧另有一院，是民国八年 (1919)政府设立的初级小学校，教师一人，学生不足二十人，这 是小苏村最早的官办学校。院内有一株高大的洋槐和各种花卉，是 教书育人的好地方。

玉皇庙，位于村西北角。正殿面东，廊道宽阔，塑像精致。院中数棵桧树、柏树树冠如云。逢年节或大旱之年，人们开启厚重的红色庙门，设坛祭天地，烧香求雨求平安。

七圣庙，村人也叫大(tuò)庙，主体建筑为七圣宝殿，是村 中诸庙规模最大的庙宇，故得名。原址在村东中街十字路口，重修 于同治元年(1862)。正殿七间坐北向南，建在十几级的台阶上， 殿宇巍峨，气象森严。殿内正中是道教始祖老君坐在比较高大的神 座上，两侧有文王、武王、药王、马王等。大殿两侧是东、西房各 三间。大殿对面是三间宽的正门。出正门，下数级台阶，便是一座 三间面北的大戏台，也是筒瓦廊檐结构。

这三座庙是村中的大庙，烟火最盛。1948 年解放临汾战役时，人民军队急需木材，三座庙被拆毁，木料运抵城下铺设了坑道。财神庙，原址在现村委会西面，正殿三间，坐西面东，带有廊道，财神塑像，神采奕奕。日军拆除，修建了炮楼。土地庙，在七圣庙南侧，砖砌窑一孔。村人死后，要到土地庙送三次灯。毁于战火。山上庙，建于村东犁花山腰，故称“山上庙”，北殿有两座，供的什么神，今人说不清。 西殿三间，有铁佛一尊。 东殿三间，供药王等神， 南殿供有千手千眼菩萨。 常年有守庙人，但在荒乱 年代损毁，不过大规模遗 址尚存。伫立庙前，举目 西眺，田园村庄，星罗棋 布，汾河玉带，飘绕天际， 千里河山，尽收眼底。

小苏村现存古塔

祖师庙、娘娘庙、菩 萨庙、三官庙诸庙大多在 康熙三十八年(1700)重 修，但在文革中，被损坏。

村内有古塔两座。村 东一座塔基为正方形，高 宽近丈。塔身圆锥体，铁 顶，高约十余米。上世纪 50 年代为洪水冲塌。

这些已不存在的古建筑是在编辑《小苏村志》时，李地灵老人追忆的。 村庄西北的另一座古塔在“十八亩地”三岔路口，是唯一幸存的古建筑。创建年代不详，现存为清代建筑。坐北向南，六层六 角砖塔，高约 15 米，基座方形，占地面积 10.24 平米，一层、二 层南侧设拱形龛，二层东北、西北设拱形小龛，三层各侧嵌砖雕 “乾”“天”“永”“远”“生”“光”六个楷字，四层南、东、 西侧砖雕“海马流云”图案，东南侧砖雕“霞彩”，西南侧砖雕“迎 瑞”，北侧砖雕“运景”，五层南侧设方形龛，龛上作歇山式屋檐， 其上砖雕“文昌阁”。六层上作六檐翅角，二黑釉瓷罐，倒置为塔刹。

上世纪 80 年代之前，村庄东西长只有 200 多米。比较好的四 合院有十几座，但连不成片，不成建筑群，零星分布在各处，且街 巷破败，普通民居多为土墙，几代人挤住在一起。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们的祖国迎来了一股强劲的春风。小苏 人经过改革开放政策的洗礼，经济快速发展。农民富裕起来，立 即要改善的是

自己的居住条件。于是，整 个村庄在十几 年时间就往西 扩大了一倍。 目前，村庄有 450 米见方， 街道整齐划 一，混凝土路 面，太阳能路 灯，观赏树布街，且自来水送到了家家户户。人们的生活更是大大改观，1998 年市政府就授予小苏“小康村”荣誉称号。这是小苏历史上从未有 过的。

小苏村中心大街

三、买卖加庄稼

小苏村东有花果飘香的梨花山，西有宽阔平整的米粮川。小 苏河洪水溪水轮换着绕村流淌，这是一幅多么和谐美妙的田园风光 啊!

民国时期，全村 96 户 560 余人，种植着 2915 亩土地，户均土 地 30 余亩，人均 5 亩多地。生产力虽然低下，亩产量不高，但小 苏人维持温饱是绰绰有余的，饮食中不缺白面。

据几个老年人回忆，“土地改革”前的土地大户有这么十多家。 郭家(郭红山祖上)早年兴旺时期，曾有土地数百亩，有“大苏赵 家，小苏郭家”之说，后来衰落了，但仍是大户。门楼里祁红吉、 祁兆吉兄弟 6 人(祁石拽祖上)有土地 120 多亩，全家有 30 多人 在一起生活。1946 年 7 月，兄弟分家，祁兆吉一门分得 18.8 亩土地。 李七斤(李长虹祖父)不到 70 亩，李国玺(李地灵祖父)60 余亩， 李晋元(李福海祖父)不足 50 亩，李春江(李仰齐祖父)70 余亩。 李五安(李全拽祖父)、李业和(李长令五祖父)、李耀庚等十多 家总和也就是五六百亩地。所以，从全村情况看，一是土地集中程 度不高，二是没有无地户。几十亩土地的收入虽然能维持一家的基本生活，但一些有思想有文化的农民并不满足于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他们要么外出经商，要么开办作坊，总要在农耕之外谋些收入。

外出经商

在那个重农抑商的封闭时代，农户们要走出去，或者是打发儿子辈出去经商。尽管前路茫茫，但他们毅然决然地要探索一条前人没走过的路。民国 22 版《临汾县志》(卷三)，在《乡贤录·孝友与义行》 条目中，记有清代十几个与商贸相关人物，极简略，其中有两人是 这样记载的:李国玺，字宝卿，小苏村人。经商宁夏，闻母病，兼程回籍，亲侍医药。对诸兄弟有让无争。乡里称之为孝友。李晋元，字子乾，小苏村人。经商北平。事继母，先意承志，人无间言。二人是因“义”“孝”而载入史册的(小苏还有祁鼎升、李临溪二人同章目载入)。

小苏其他经商的人还有吗?据其它史料，清代到民国年间，小苏在外经商人物达三十余人，主要去向是北京和宁夏一带。有的自办商铺“连东带掌”，有的从徒弟熬成“掌柜”的经理，甚至“大掌柜”的总经理，对繁荣经济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是“晋商”大军的一部分。小苏人的经商路径，同晋商一样，以北路为主。

李晋元(子李连增，孙李福海)早年经商北平，在宣武门外菜市口等地经营“洪兴”文具店、“裕益”文具店及香场子三店为总经理。

李七斤(子李园子、孙李长虹)，清同治年间(1862— 1874)，12 岁时远走甘肃古郎学“相公”经商，后在襄汾邓庄镇 经营“大昌隆”粮店和棉店，既是东家，也是掌柜，规模较大，生 意兴隆。

李国玺(1850—1927)(子李世孝、孙李 地灵)，在宁夏银川“永兴熙”杂货店(东家 是赵曲人)担任大掌柜(总经理)，花甲后转 赴山后(贺兰山)分店任大掌柜。古稀之年才 告老还乡，置房置地置家产。

李国玺

这三位是小苏村在清末时代最早走出去以 各种形式经商的农民。他们以诚信为本，苦心 李国玺经营，获得了较多的财富，也带动了一部分小 苏人走出了农田，形成了一个“买卖加庄稼”的模式，为不少人作 出了榜样。此后，通过后代人介绍、推荐、指导，小苏人就大致追寻他们的经商路径，一部分到北京，一部分到宁夏，一部分在本省。

到北京的:

祁恒玉(1906—1945)，北京宣武门外“裕益号”(文化用 品)学徒，后任经理。李种灵(1908—1985)，北京宣武门外“洪 兴号”(文化用品)学徒，后任经理。李玉灵(1912—2001)，北 京“同德堂”药店任司药，1951 年应聘北京制药厂。吕满仓(1926— 1969)，经商北京，新中国后在临汾侯马工作。祁耀宗(1927— 2004)，祁恒玉之子，经李种灵介绍入“洪兴号”学徒。李耀西(1928— 1953)，12 岁入京，经商于一家文化用品店。李五房(1935—)， 15 岁入京，文具店学徒，后住天津胶印厂厂长。祁长福(1926— 1984)，经商北京，后在邓庄照相馆工作。

到宁夏的:

郭甲申(1887—?)，在宁夏平罗吴忠堡开办油坊。郭定英， 幼年随三爸郭甲申入宁夏学徒经商，退休于平罗供销社。郭福寿 (1919—1996)，郭甲申之子，14 岁随父在宁夏银川“永兴熙”杂货铺学徒。祁兆吉(1896—1949)，先在宁夏 吴忠堡开店，后转内蒙包头开设“德隆”商行(货 栈)。祁保兴(1911—1983)，十多岁随祁兆吉 在宁夏学徒。祁千吉，十来岁随二兄祁兆吉在宁 夏学徒，后独立经商。祁明子(1916—1989)， 十来岁随二爸祁兆吉在宁夏学徒。李辉堂(1926— 1989)，随祁兆吉宁夏学徒。祁玉庆(1928— 1990)，祁兆吉长子，1949 年父亡，继任包头“德 隆”商行账房，全家落户包头。

李耀灵，1926 年生，14 周岁赴江苏无锡经商， 一家落户在无锡。曾撰文《我的无锡店员生涯》， 刊于《尧都文史》第 13 辑。

在本省的:

李春玉(1879—1947)，旧县开设杂货铺。 吕北城(1892—1976)，将贾得一带麻纸销往晋 中。赵廷兰(1912—1977)，绛州泉州镇经商。李天宝，清末生 人，绛州泉州镇经商，1936 年因兵乱下落不明。李国宝(1917— 2003)，汾阳“永隆”杂货店，驻西安采办。李国俊(1926— 2005)，汾阳杂货铺经商。卫万庆(1928—)汾阳“三义合”药店 从商，后任门市部主任。李国杰(1929—)汾阳“翰墨斋”书店店 员，后转太原。李得林，清末人，襄汾邓庄设“德兴魁”杂货铺。 李安家(1924—)襄汾邓庄随父李得林经商。

据史料和口碑资料，清代到民国年间，在交通和通信非常落后 的情况下，小苏村有三十多人能走出去经商，难能可贵。外出经商， 需受多年的艰难困苦。一般外出都在 12 岁至 16 岁之间，否则，店 铺不会接受学徒。起程的日期都要请算命先生择定。起程当天，清 晨起来，先在“家堂爷”前烧香磕头，接着跪拜父母，辞别家人，然后到村外的土地庙磕头默祷，祈求天地众神、列祖列宗保佑旅途平安。然后背起铺盖卷，随介绍人步行上路，鞋磨破、脚打泡、耳冻坏、肚受饿。十几岁的娃娃，徒步千里，行程月余，苦累可想。

李耀灵在无锡

进店学徒，称“学相公”，由相公熬成师傅，最少要经过三年 艰辛的磨练。无论寒暑，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先到灶房生火浇水， 随后悄悄给掌柜的倒尿盆，里里外外洒水打扫，掌柜的起床后，赶 忙去叠被褥，端洗脸水。掌柜的净面后，坐在一旁抽水烟，“相公” 偷空把冲好的鸡蛋捧至面前。等这些事告一段落，火旺锅煮，赶忙 去搭笼、淘菜、揉馍。开饭时要给掌柜的端送，送饭时要双手捧举 碗碟，恭恭敬敬搁放，伺候人家吃喝完后，自己才狼吞虎咽地吃点 简易饭菜，快当麻利地洗锅刷碗，收拾完后，马上就去柜台。年复 一年，日日如此。

学徒们一见顾客进门，先是笑脸相迎，继而根据顾客眼色，介 绍商品，任其挑选，必须把买卖做成，不能让买主走掉。有些乡绅， 往往代邻赊账，购置婚丧嫁娶物品，这是较大的顾主，因为是赊账， 货价便悄悄抬高，利润大，因此，掌柜的早有嘱咐，要求格外热情 接待。他们一到，“相公们”立即迎上去，“张爷”“李爷”的呼 唤，接着是为其打土揩衣，递上热毛巾请入柜房，泡香茶、端点心。

中午，相公又去煮午饭，伙计们仍在营业。午餐毕，相公仍去店面卖货。掌灯时分，才允许搭板上门。夜里，除帮助师傅们清点整理货物，安排掌柜的休息外，自己还要学打算盘，练毛笔字或熟悉记账知识，不到半夜睡不了觉。有的人在京城住了近十年，都没有进过戏院，逛过大街。至于报酬，头三个月只吃饭没工钱，三个月后给点钱，但数目很小，每年不过五六两银子，也就是一年的工钱只能买一件大衫子(长袍)。只有苦熬，熬过十年八年后，成为主要店员，才能加工钱，或者设法吃了股子按成分红。

对新来的“相公”，掌柜的还要从各个方面考验，先看勤快不 勤快，如:只预备一把扫帚，让几个徒弟抢着使用。再试诚实不诚 实，如:有意将一些铜钱丢弃地上，试探“相公”在扫地时拾不拾， 如拾起，看你是装入口袋还是交给账房。试用期满，掌柜的觉得可 留，给你少量的薪水，瞧不上，找推荐人辞退。

经商期间，按规定不允许带家眷，既是熬成师傅、掌柜的，带 家眷也绝无仅有，而且好几年不能回家。当然，经商人的妻子也长 年苦守空房。常有这样的顺口溜:“有女嫁给走京汉，十年夫妻二 年半，白天里伺候公和婆，黑夜里改(嫁)于四堵墙(qué)”。

开办作坊

除了出外经商，小苏人从清代到民国年间在村里办起了各种作坊，以满足人们生活上的各种需求。这是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一个补充。小苏人的这些作坊规模较大，在当地负有盛名。

烧坊。民国以前，小苏烧坊(酒厂)已远近闻名，有一百多大 缸的规模。民国时期，在村里应事(负责人)的郭甲科(人称郭先 生，清代秀才)在外结识广，与临汾城里的几个名流人物合伙投资， 加上原来的投资人，共有七八个股东。雄厚的流动资金，高超的酿 酒工艺，严谨的经营管理，使小苏烧坊名声大震。每天用料 9 大瓮， 出酒 200 多斤还是供不应求。在临汾、陶寺、襄陵都有固定客户。 原料除橡壳子外，还有小苏漫山遍野的柿子。

染坊。民国二十几年，小苏的祁宝全与另两个染布的外地把式在小苏开染坊。用绿豆、白豆、黑豆磨成面，染出蓝、红、绿底面的白花图案布。三人合资，不雇伙计，一般是来料加工，为邻村男女婚嫁提供了极大方便，生意非常红火。

油坊。村人叫郭家油坊，开办于 20 世纪 30 年代，几孔宽大的 窑洞，用大锅炒料，用石磨碎料，用大锤“上柞”，工具简陋原始， 但产量较大，一昼夜上七八柞，一柞能加工棉籽 250 斤。同时，小 苏李春信也以同样方式和规模经营油坊，来料加工。直到新中国成 立，全部停办。

粉坊。在油坊开办稍后时候，村人祁安吉、李广荣、李世孝、 李连增合资办粉坊，效益良好。进入上世纪 40 年代，兵灾、匪灾 迫使粉坊散伙。

烟坊。民国早期，城乡居民吸烟多以兰州生产的青条烟丝为主。 日本人占领华北后，烟路断绝，货缺价高。而小苏有大片的水浇地， 种植烟叶久负盛名，烟坊应运而生。李耀庚、郭福寿办起了股份制 烟坊，共有三十多人入股，生产烤烟、晒烟、凉烟等品种。种植烟 叶经济效益好，村人积极性很高，产品销往北京、天津、内蒙等地。 由于烟品好，产销两旺。

药铺。清同治初年(约 1862)，李世孝爷爷在秦州(今甘肃天水) 开有规模较大的药铺。其孙李世孝继承祖业，并博览群书，学习了 丰富的医药知识，决心为缺医少药的家乡民众减轻病痛，在自家开 了中药铺，为三邻五村用药提供方便。两代人在不同时代，不同地 方开办药铺，“小苏药铺里”的名声就流传下来了。

木作业。小苏的李春林、祁槐记从事木工制作，在村内外是有名气的，建房立木、修理门窗、制作箱柜，许多人慕名相邀。

砖瓦业。早在清末，小苏南河有外地人开设有砖瓦窑。手工制 作有砖、瓦、厦脊、龙头、滴水、猫儿头，由于品种齐全，销路很好。 清末到民国，600 多口人的村庄竟有各种作坊，店铺八、九家，可见小苏人的商业观念、资本运作是赶在时代前头的，再加上有多人外出经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生产、生活条件。一户人家又农又商，边农边商，这就是“买卖加庄稼”，是被人羡慕的。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农业走向合作化，商业走向公有制，这一切才发生了变化，务农的不能再经商，经商的不许再务农。村人们被禁锢在土地上，并念起了“铲除资本主义”的紧箍咒，人们生活不得温饱。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号召人民富起来，小苏人精明的商业 头脑又给社会主义新农村注入了新的活力。特别是近年来，小苏人 利用良好的水利条件，把村西千亩农田变成了水浇地，并把清水送 到了梨花山半山腰。土地承包后的数十年，小苏庄稼旱涝保收，周 围乡村，有口皆碑，深为羡慕。农业机械化的高度实施，庄稼活把 农民的腿再也拖不住了，外出经商的、工厂打工的、组织建筑队的、 在家办作坊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生活有滋有味。

四、民国时代人物

自古，小苏没有什么名人的记载。到了近代，祖国处于风雨飘 摇之中。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爆发了学生运动，并很快波及太原、 临汾。临汾学生也走上街头，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著名的口 号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知识界和青年学生，追随“德先生 (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探索强国之路。

李耀庚，当时是临汾“省立六中”的学生，小苏村人，游行队伍中的领头人。1921 年 7 月，李耀庚与张振山(屯里镇韩村人)、徐亚桑(泊 庄村人)等青年人卖掉家中部分房产筹集资金，在临汾办起了“新新书社”，销售《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 《中国农民》《民国日报》等进步刊物和报纸。 他们创办了《新声周刊》等刊物，还深入到工 农群众中，宣传新思想、新文化。

县长汤文焕贪赃枉法，极力搜刮民财，李 耀庚、张振山撰文列举大量事实，刊登在《新 声周刊》上，揭露汤文焕的罪恶行径。

1924 年冬，中共太原支部书记、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傅懋恭(彭 真)到临汾开辟工作，住进新新书社，与李耀庚、 张振山等进步青年，同吃、同住、同活动，促膝交谈，把带来的《共 产党宣言》和批判无政府主义等马列主义的书让大家广泛阅读，系 统讲解马列主义理论，还针对临汾学生运动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思 潮和观点，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讲解。李耀庚、张振山等人初步接受 了马克思主义。

1926 年，中共在临汾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张振山成为中共临 汾第一任支部书记。据各类地方党史资料载，李耀庚为临汾第一批 中共党员。同年 7 月，中共临汾支部胜利地领导了本县群众的抗捐 抗税斗争。秋冬，中共临汾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临汾县学生联合 会，李耀庚为负责人。李耀庚后入太原三晋高中念书，为该校学生 会主席，党的秘密联络点在李耀庚的宿舍里。同年，中共利用国共 合作的有利条件，与阎锡山管辖的临汾县政府展开了争夺县、区两 级领导权的斗争，李耀庚被安插到阎区担任四区区长。1927 年， 中共临汾组织改称临汾县委，9 月，县委负责人王权五被捕;以后， 李耀庚等共产党人也先后被捕;大革命失败，中共临汾县委被破坏， 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小苏李耀庚家成为地下党和游击队秘密联络点。

1930 年李耀庚 在北大教育系 就读时留影

1935 年前后，李耀庚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被中共山西省委书记 贺昌安排在阎锡山的省财政厅。日本侵略军占领临汾后，中共组织 被破坏，李耀庚小苏家中成了地下党秘密联络点之一。李耀庚曾三 次被日寇和阎军逮捕，受尽了折磨。1944 年冬，被南席灭共班越 墙进院逮捕后，移交给警备队，大队长李福林(解放后在河北落网， 押回临汾被枪决)对他长时间关押审讯，直到第二年夏收，李耀庚 才被放回。

从此，他参加了教学工作，先后在李堡村、杨村、小苏、南垣、 贺家庄、赵王庄、梨花山等村任教，直到 1958 年，参加了临汾县 政协文史馆工作。

李耀庚又名明西，生于 1900 年，1975 年病故，享年 75 岁。 父亲李临溪，是清末本村的有钱人，也懂得读书的重要性，不惜银 钱供养耀庚念书，花一千大洋送李耀庚上了北京国民大学，是小苏 村在民国时期唯一的大学生。

贾艾青，李耀庚之妻。李耀庚的革命活动，耳濡目染，她渐渐 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她曾先后三次在自己家中救护过共产党的干部。

贾艾青

张振山是李耀庚的结义兄弟老四。1927 年的一天，张振山与 几位同志在敌人追捕下，投奔李耀庚。当时李耀庚 不在家，张振山进门叫了声“三嫂”，说明敌人在 追捕他们，情况紧急。贾艾青马上找了李耀庚的几 件衣服，让他们换了装，带上干粮，引导张振山等 人转移到沟南西村，才脱离危险。

1940 年前，一位中共临汾县县长(可能是河 西人)投奔到贾艾青家，说是李耀庚的朋友，阎锡 山的特工队追捕他，要在小苏躲避几天，贾艾青就 收留在家。隔了一天，临汾的特工人员追踪而至。 贾艾青当特工人员敲门时，贾艾青立即让这位县长从厕所的小门躲在了其三弟李耀英的院子里。贾艾青从容开了大门，与特工队巧妙周旋，将其骗走。她给县长准备了干粮与银元，打发他上路。不出一个时辰，特工人员又返了回来，贾艾青把他们领进家门，让他们细细搜查，特工人员扑了个空。

张德涵，浮山人，李耀庚在太原三晋高中上学时，张德涵在太 原市任组织部部长。市委的一些活动，常在李耀庚的宿舍内接头， 后被发现就转移了地方。后来张德涵被二战区逮捕入狱，被营救出 狱后，直接回到李耀庚家。贾艾青给他蒸了一袋子馍，还给了些路 费，打发他上了东山。解放后，张德涵任山西省委统战部部长。 1958 年到临汾视察工作，把李耀庚安排在临汾政协文史办工作。

李耀庚曾三次被日本宪兵队、灭共班、二战区逮捕，贾艾青卖 掉家中的首饰等物，撑着一双小脚，拄着拐棍，多次往返临汾、太 原，舍命救夫。家里犁地耙地，种麦摇耧，担水磨面是自己干，就 连春节的对联，也是自编自写。贾艾青心灵手巧，能剪花绣叶，村 里的红白喜事，家家热心参与。她一生勤劳淳朴、省吃俭用，即便 吃糠咽菜也不向别人伸手张口。贾艾青病故时，还是粮食困难时期， 可她还积攒了七八百斤小麦。

1964 年，贾艾青因心脏病而逝。四方各界文人、绅士云集小苏， 悼念贾艾青的挽联，挂满了她的庭院。

祁星海，字静波，小苏村人。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祁书麟是 清末秀才，老秀才深知知识的重要，尽管后来家道衰败，生活维艰， 还是在本村玄帝会借上高利贷，供儿子读书。祁星海喜读进步书刊， 在临汾结识了早期共产党人，1936 年，共产党人薄一波应阎锡山 的请求，主持山西牺盟会工作。祁星海秘密加入了牺盟会。1938 年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秘密进行党的地下活动，在小苏发展党的组织，成立了临汾东山中共党支部，发展了祁静珍等几名党员。 1938 年 2 月 27 日，日军占领了临汾，祁星海任临汾抗日政府 农救会负责人，在小苏组织“自卫队”，李耀英(李耀庚胞弟)任 队长。牺盟会成员卫保华(东亢村人)受祁星海委派，到小苏以教 书为名，组织自卫队学习抗战理论，帮助小苏人民提高抗日觉悟。 每到晚上，卫保华提上马灯到山上窑洞，秘密给自卫队上课，积极 开展对日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临汾成了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 江南一大批爱国青年纷纷来到山西，参加了抗击日寇的决死纵队。 牺盟会领导决死纵队驻扎在小苏村，所有闲置民房、院落，全部住 进了部队。驻扎时间大约有一年左右，其间，部队常到铁路沿线与 日伪作战，同时宣传抗日道理，提高了村人的民族觉悟。临走时， 小苏的祁保兰、李玉灵、李冬兰、翟种菊、翟二种自愿随部队开赴到浮山三交河抗击日寇。

1942 年，祁星海与柏壁村老牺盟会成员张斌(又名张国岗)在小苏学堂教书，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后遭日军逮捕，张斌从 学校茅房翻墙逃跑，祁星海被抓走，在临汾日本宪兵队关押了半年 之久，受尽了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泄露党的机密。 他们的活动使小苏人深受鼓舞。同年，二战区部队从浮山往河西溃 退时，路经小苏，在河滩里丢弃了一些枪支、弹药。李银元在陡坡 (现李长太门前)下的水放沟里拾了几只枪，与同村祁月顺、祁月 兰、李灵元带枪投奔了八路军区分队。李庚金(良贵)当时才 14 岁， 拾了 2 支步枪，其家人将枪交给了中共襄陵县抗日政府。此后，“灭 共班”逮住了李庚金，并对其使了酷刑。

1946 年，祁星海找到了共产党组织，接上了组织关系。党组 织委派他任二高校长，校址先后由高家庄迁移到贺家庄、苏寨、柏 壁、桃园、东亢。

1948 年，临汾解放，祁星海参加了接管临汾县政权的工作， 在县委宣传部工作。1953 年前后，祁星海任临汾地委宣传部理论 政治教员、理教科科长、临汾财经学校校长等职。文革初期，任闻 喜中学党委书记、县委委员。文革期间，被指控为叛徒，受尽红卫 兵的残酷迫害，抑郁成疾，患了食道癌。文革后期，专案组在天津 找到原临汾日本宪兵队的金翻译，金翻译证明祁星海在临汾日本宪 兵队关押期间确实没有一点变节行为，他的冤案才得到平反昭雪。 后来，祁星海回到老家小苏村，不到一年时间就病逝了。这一年是 1968 年。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祁星海、李耀庚等共产党的 宣传教育，小苏人深受影响，有几十名青年踊跃参加民兵和轮战队， 有几十名热血青年参加了八路军，李社计、马五管、李卫耀等在战 场上负伤，成为残废军人。祁连穴、李万年、郭二子、裴保富英勇 牺牲。农民李春信奋不顾身，掩护地下工作者孙泽庭从敌人追捕中 安全脱险。在临汾解放战役中，全村男女老少积极支前，献门板、 拆古庙、献木料，组织了运输队。在解放运城和进军大西北时，村 里组织了担架队，随军支前。祁星海、李耀庚是小苏村近代出现的两个有名气的人物。他们家庭的富有，父辈对文化知识的重视，使得两人先后都就读于临汾“省立六中”。专制制度的压榨，外国列强的欺凌，两个读书人有了民主意识，都积极投身于民族独立、解放的运动当中。

李庭选，1923 年出生。1947 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央军“大扫荡”， 到处抢粮抓丁，他被中央军抓到临汾，胁迫当兵。李庭选抗拒不从， 被关在铁佛寺长达一年之久。1948 年临汾解放，李庭选获得自由， 他毅然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军北上，参加了解放太原的战役， 当年 7 月任副班长，10 月任班长。太原解放后，部队给他记小功一次，上级任命他为副排长。1949 年 4 月，李庭选加 入中国共产党。太原解放后，部队稍事休整。 李庭选又随军参加了解放大西北战役。过了黄 河，负责带领担架队，1950 年担任连长。1951 年， 上级派他从兰州返回西安，接受新兵，负责培 训，荣立“管理教育二等功”。朝鲜战争爆发后，

1953 年元旦，李庭选随部开赴朝鲜，他担任志 愿军后勤部警卫二连连长职务。3 月上级派他回国护送复员的志愿 军战士到东北。1955 年，李庭选随团离朝回到祖国，在东北上了 专业学校。1955 年 10 月 26 日复员，回村务农至今，他默默劳作， 从没居功自傲向政府提过什么要求。

五、改革开放前的小苏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习 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向全国人民郑重宣布“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这承诺 赢得全场代表经久不息的掌声。当年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是力挽狂 澜的大手笔。历经磨难，才能明辨方向。

1. 小苏人的口中食

同全国人民一样，小苏人也度过了几十年的苦难岁月。饥饿，是小苏人数十年都甩不脱的梦魇。

就从 1958 年说起。这时期，中央提出了“总路线”，紧接着 又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年的夏秋之际， 小苏村实行了人民公社化。公社的一切财产统一核算，统一分配， 社员的土地、家畜、树木都为公社所有。于是“左”的错误严重泛滥起来。10 月，村里全体青壮年劳力赴河底“大闹钢铁”，剩余 劳力出村“大搞协作”。长在地里的庄稼“棉花吊了孝，豆子放了炮， 玉米上了吊，谷子朝天翘”没有人收获，粮食不仅没增产，实际是 大幅度减产。但浮夸风盛行，交了公粮就所剩无几。入冬，以队为 单位办起公共食堂，全体社员在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从 1958 年到 1962 年，小苏人均口粮 217 斤，日均 0.59 斤。但这个数字中， 细粮还占不到一半，而且在这个数字中，还包括除了口粮外的其他 用粮，村民真正能吃到的，肯定要低于这个数字。区区几两粮，对 于青壮年来说，连维持最起码的生存需要都不够，更不要说下地劳 动了。为了生存，人们只得寻找各式各样可充饥之物。于是，这些 粮食、蔬菜等正常食物之外的可食物品，就有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 词——代食品。

李庭选

什么能代食品呢?小苏人就把过去当柴烧的棉花壳、玉米芯加 工成淀粉充饥。上级还建议把玉米根、小麦根洗净，磨碎煮熟食用。 其实饥不择食的村民们，已经开始各种各样的代食品采集了。李作 财母亲李花女，把已用多年的枕头秕谷掏出来吃。不少人偷吃公社 食堂猪食。“淀粉馍”乌黑松散，黏不到一起，没有热量，吃进肚 子几乎没有什么营养可言，吃是吃了，但仍难以遏止浮肿病和非正 常死亡的发生。不少人腿肿发亮，屙不下，需要家人往出掏。李金 元在排队领饭时，晕倒在地，不几天便死去了。可怜的儿童们，绝 没有了欢蹦乱跳的天性，特别是婴儿，整天饿得哭。面对瘦得皮包 骨的孩子，大人们能做的也只能是以泪洗面。我们的历史把这种制度造成的悲剧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

1961 年公共食堂被迫解散，取消了供给制，允许社员经营自 留地和家庭副业，缩小社队规模，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食堂虽然撤了，社队规模也缩小了，但仍然是集体核算，吃“大锅饭”，

生产力并没有什么提高，再加“左”的思潮并没有根本改变，把许 多的时间和精力开了大会，搞了政治运动，村人的生活实际还不能 维护温饱。自 1958 年至 1975 年的 18 年间，小苏每年人均口粮 298 斤， 日均 0.81 斤，这如何维持生活?人要想生存下去，首先要解决的 是吃饭问题。生存环境越是恶劣，吃的问题也就更是关键。自进入公社化以后，人们为解决吃的问题，逐渐养成了一种特殊的生活习性。

一是省着吃。把千百年的一日三餐习俗改成一日两餐。大早起 床后，直接去出工。反正是挣工分，多出勤，少出力，也会缓解饥 饿。约十点来钟回家，往锅里下一把米，搭上箅子，红薯占多数， 为了省玉米面，一人只蒸一窝头，搭上笼盖烧熟后，各自的一个窝 头吃完，由红薯补不足。红薯，是苦难的印第安人培育的块茎植物， 引进到我国一直被作为饲料、菜蔬用，这在荒乱的晚清、民国时期 都没有成为主食，而这时候，由于能窨藏成了小苏人大半年的救命 粮。下午两点来钟，吃午饭。一个原则:白面省着吃。我记得，有 一个年头，人均只分到二十多斤小麦，这岂能不省?省的办法是玉 米面、高粱面为主，不足由菜补，胡萝卜、白菜之类和面一起煮。 为了改善一下生活，有时往锅里滴几滴油，炒点菜。一年人均一斤 来油，需要掂量着用。吕荣寿老人一人生活，为了省油，炒菜时，拿蘸油布擦一下锅底就炒菜了。小孩们味觉不健全，煮的胡萝卜、 白菜不想吃，偷偷倒给猪或鸡，宁愿饿着也不敢给父母说。到了晚 上五六点钟，如果还想吃点，开水泡窝头，就着咸菜吃。因为这一 顿饭不算数，下雨天不出工，也就免了。生产队分的菜也非常有限， 人们就挖野草(为了中听，人们叫野菜)吃，哪些野草能吃，人们 是很熟悉的。几岁的孩子也能认出多种能吃的野草。

小苏村梨花山

小苏人传统上吃面食，白面不够怎么办?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 一种新型的压面机械应运而生，就是把玉米面通过高温澎化，压成 玉米面条。这种面条可以压得很细、很长，代替了擦圪抖。这样的 食品，除了日常饭食外立即就被人们用到了红白喜事上头。人们娶 媳妇嫁女，也省了没有白面的忧愁，自始至终可以不用一两白面。 红白喜事自古讲究早面午席，“早面”就是澎化玉米面条了，可以 就着几个咸菜碟子吃。“午席”，无非是几样生产队菜园里的菜， 烧的，炒的，炖的，外加小窝头(比平时吃的窝头要小一两倍，这 样可能是文雅些吧)。这时期的媳妇都是这样娶的，当然闺女更是 这样嫁的。

二是偷着吃。无论怎样吃，粮食总是不够。人不能长期饿肚子， 于是就偷。自合作化以来的二十多年间，粮食从来没有足过，偷也 成为习惯了，也不以为耻了。人们为自己辩护，我在这里生，在这 里长，那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但人家说成是公家的，我们 要生存，不能饿死!大地赋予我们的，我们怎么不去拿?于是什么 成熟了，就偷什么。下工时，玉米穗子也要往裤带上别几个，偷菜 偷苜蓿是常事。人们乘着夜色，拿着大口袋，有时需要走几里地去 外村偷，偷来的菜伴着玉米面蒸馉类吃。苜蓿是生产队喂牲口的饲 料，为了防偷常给这些易被偷的作物打农药。偷的人到了目的地， 大伙一起先闻气味，就是这样也常有农药中毒的现象。除了偷以外，

有时简直是抢。如红薯出了，豆子割了，玉米拔了，人们就背上背 篓去拾未收获的，不让拾，打架也要强拾。这样一来，胆子大些的， 生活就好过些，胆子小些的，日子就过得非常艰难。人们往往在山 穷水尽时，向邻居借一碗面，向亲友借几颗红薯。说是借，可何时还?三是种自留地。生产队是指望不上，好在食堂撤销后每人还有一二分自留地。人们把这点自留地当成是看家的地。肥上足一点，地锄勤一点，生产队不让占正式的上工时间，就起早贪黑地种。自留地的庄稼往往要比生产队里的庄稼好得多。人们把自留地庄稼长势好看作是荣耀。勤快一点的，饭食就能调节过来，吃稠喝稀，还能勉强填饱肚子。至于肉、蛋之类，那是奢侈品，逢年过节或许有些。家庭饲养的鸡、猪类，那是用来换取全家的生活费的，但有时就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了。晋南一带，是全国著名的小麦产区，但在那个年代，生产小麦的农民能吃到一块小麦面馒头，感觉是珍馐佳肴。

在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工分值多年来能折合几毛钱或几分钱。 口粮折价按国家牌价，小麦 0.144 元 / 斤，玉米 0.09 元 / 斤(国家 公粮收购价)。全部工分值扣除口粮折价，剩余部分发现金，就是 分红。在年终分红时，劳动力多的往往是长款户，劳动力少的，工 分值不能相抵口粮款的是欠款户。工分值一般是虚夸虚算，生产队 里没钱，长款户也分不到钱，欠款户也无力还钱而多年欠账。生产 队经济长年赤字。家庭中有在外工作的人员，叫“有经济来源户”， 分口粮必须交现钱，“四类分子”(地、富、反、坏)没钱也不能 分口粮。

这些须交现钱分粮而又没钱的人，只好拿着空粮袋一趟一 趟哭着乞求队长，但往往遭训斥而已。这样，这类人的生活基本上 就没着落了。小苏人们就这样熬过了几十年，直到土地承包责任制，饮食上才彻底改观。1980 年，土地承包，人们欢天喜地，种地的积极性 空前高涨，当年就喜获丰收，从此，为口中食而发愁的日子永远成 了历史。

解放后几十年，人民最基本的温饱问题没能得到解决，关键在 体制。1978 年安微风阳小岗村出现了 18 户农民私下签订“生死契约” 的事，他们偷偷地搞起家庭承包。在当时，这可是极冒险的。试想， 中国农民向来是胆小怕事的，他们宁可冒着生死存亡的风险，也要 尝试家庭承包，可见当时的体制已经多么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 展。

邓小平顺应民意，中国的改革序幕也就从农业入手，于是农民 自发的改革，才变成了一场自上而下的自觉改革，包产到户解决了 农民吃饱饭的问题，以此为基础，中国改革开放才走上了正规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宣布，农村土地承包再有三十年政策不变，农民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啊!

2.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劳动

人民公社时期的几十年里 , 村人们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粮食 为什么不够用呢?我想，这一问题虽然很复杂，但就我亲身经历， 试图仅从生产劳动一个侧面回答这个问题。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民叫公社社员，小苏村叫小苏生产大队，下 辖 5 个生产小队。人们的生产劳动是在公社食堂撤消以后就以生产 小队为基本的核算单位。生产小队一般有二三百人口不等。种植计 划的制定，生产资料的应用，劳动力量的调动，收获产品的分配等， 几百口人只听从小队队长的安排。大清早，村头挂在树上的铁钟就响了。钟声并不是劳动的出发令。一个家庭的几个劳力先打发一个到街上瞭望一下，看人们集中的程度怎样。人们把头伸出院门观察，如果街道上人不多，就又悄悄折回家继续睡觉。队长打罢钟一个人先在大街上等，如果人们迟 迟集中不起来，队长就骂上了，一直骂得人们零星散坐在整个街道 上了，开始安排活计。根据安排，人们才回家准备相应的劳动工具。 直到人们大部分集中起来，就打上红旗，端上毛泽东画像，往地里 走。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正是政治挂帅，时刻不忘学习毛主 席著作，时刻不忘讲阶级斗争的时期。到了地头各自先掏出自己的 “红宝书”，学习几段毛主席的伟大教导，然后声色具厉地讲阶级 斗争，眉飞色舞地讲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才开始劳动。

劳动时，男女老少一字排开，互相观望着前进。青壮年劳力手脚利索的，自然干得快些，到了地头，他们就坐下来等，一直等到人们都到地头了，体力弱的人也想坐下来休息，于是人们就嘻嘻哈哈地胡闹，闹够了，队长一声令下，开始第二轮的劳作。到了收工的时候，只要队长有意下工，人们马上心领神会，无论手头的工作干到什么状态，扛上工具掉头就走。劳动中人们总结取巧的经验互相传授:割麦瞅坟，拔谷把堎。

生产队长一般是不带劳动工具的，只是指挥监督。而队长往往 又不参加劳动。他只是把社员们赶到地里，然后借口公事，或回家 睡觉或干私活或到处游逛。生产队大小干部是由上级任命的，是无 须社员选举的。这样，生产队长君临天下，赫赫威仪，不容任何不 敬，否则，对社员非打即骂，许多恶霸这样产生了。劳动人群由组 长或记工员负责，但他们往往负不起责任。有一天，社员们锄麦子， 锄不了多久，人们大多拄着锄把，站在地里说笑，甚至打闹。忽然 有人叫了一声，“老崔来了”大家连忙动作起来。老崔是公社的包 队干部，常常骂人，好长时间不露面，但一露面就凶神恶煞。埋头 干了一会，不见老崔来，那人才说，远远看见坡顶上有个人影子像 老崔。于是说笑又开始了，当然荤段子较多。

最忙的季节就是夏收了，俗话说“五黄六月，龙口夺食”。早 在麦子挑旗抱娃的时候，上级就部署召开夏收动员大会。大会开了 开小会，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快收快打，颗粒归仓”“战天斗 地，其乐无穷”的标语口号贴满大街小巷，还要成立各级夏收工作 委员会，作详细周密的夏收工作计划。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 月讲、天天讲”的教导下要绷紧阶级斗争的弦，严防阶级敌人破坏。 夏收前，“四类分子”排着队、敲着锣、嘴里念叨着被游街，被揪 斗，是每季例行的公事。

夏收工作较复杂。收割的、捆绑的、运输的、打场的，详细分 工。镰刀割麦的是主力军，也是最苦，最累的活。稍稍体面些的人， 是不屑于干的，真干活的也只是为挣工分，怎样挣工分多怎样干。 如果按耧数算，拣地畛最短的;按亩数算，拣长势不好的;按日工 算，就要在树阴下多坐着。干其他活的，有定额的质量上做不好， 没定额的数量上做不出。

夏收最怕的是雷雨。铺了一场的麦子，晒干准备午后碾压，忽 然乌云翻滚，暴风骤至。偌大个打麦场，十个八个人不顶用，更多 的人集中不起来，为集体着急的人并不多，眼睁睁只能看着一大场 的麦子被雷雨浇湿，如不能及时抖出麦粒晒干，麦子就会出芽，“出 芽麦”带有毒性，国家是不征购的。社员只能自己吃。

整个夏收前后拖延一个多月才能结束，(土地承包后不用一周的时间就完了)。一年里，只有一件事情是全队劳力最集中的。无论平时装病害牙痛的，还是七老八少的，都出动了——那就是最后一次打场，因为打完场要吃一顿油卷。这大约是社员一年中唯一的集体福利。

平时，谁家舍得吃?有一年，上级号召栽“渭南”红薯。据说这种红薯产量很高，于是在栽红薯的季节男女老少齐上阵，连学校的小学生都动员来参

加，因为工程量很大。上级派技术员来指导，具体做法是:挖二尺五寸宽的壕，先把上面一尺厚的熟土挑起集中起来，然后再往下挖二尺生土。清理出一米深的土壕后，再把熟土按红薯株距垒成堆，周围用生土垫埋，红薯苗就栽在熟土堆上。全队一二百劳力，干上一天，连一亩地都完不成。这样折腾上几亩地，临栽红薯苗时，生土、熟土又混了，不少的苗子就栽在了生土上，结果亩产量还不如传统的做法产量高。栽红薯的季节同时也是种植其它作物的季节，把功夫花在了栽红薯上，其它的作物也误了。

上级类似的号召时常有。比如深翻土地种小麦，不要牛犁地， 而是在钢锨上搭“加深器”，人工深翻土地二尺深。这当然又是男 女老少齐动员，浩浩荡荡，打着红旗，扛着标语牌，中午不回家， 送饭到地头，很是热闹。公社党委书记，白衬衣、中山装，白白胖 胖，操一口普通话，给大家讲深翻土地小麦产量能提高几倍，俨然 是农业专家。指手划脚，喝斥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不懂这个，不懂 那个。有人质疑，就上纲上线，喝问“你是什么成份?”如果是贫 农还好说，如果是地主富农，那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要挨批斗的。

到了冬天，天寒地冻，既不能锄，也不能犁，传统上就到了冬 闲的时候，但这不符合革命精神。其中一件事，是全部劳力用扁担 挑着往地里送粪。记工分是论趟的，于是人们拣小笼窝或者是担到 半路倒掉一些。本来，每个生产队是有几辆小平车的，小平车送粪， 比人工挑效率要高得多，但一般是不用的。在冬闲时，为了把全部 劳力都用上，往往要造成一种热火朝天的劳动气氛，上级来检查的 时候，冒严寒送粪土的宏大劳动场面是很感动人的，这叫做“天大 寒，人大干”。当然队干部能得到上级的高度赞扬。如果几辆小平 车送肥，这种“舞台”效果就差多了。再说，小平车的劳动磨损， 配置零部件，生产队也很难有这笔开支。不仅整个冬天不能闲，就连大年初一也正常出工，这叫做“过革命化的春节”。

农民被叫成“社员”后，他们就失去了自由种植的权力，一切 的农业行为，只能是被牵着鼻子走，生产劳动当然是没有自觉性和 积极性的，他们在大集体里，几百口人搅和在一起，谁还愿意出力 流汗呢?再说，上下级干部的瞎指挥，搞特殊化，正如资料显示: 公社成立后的第二年，粮食总产量就比上年下降 13.6%，而且往后 的情况一直在恶化。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农业 上不去，就是有阶级敌人在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搞“四清”、 搞“反右”，直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斗干部、斗群众。农民被死 死捆绑在集体的土地上，养几只鸡、种几颗白菜，拿到集市上去卖， 也被说成走资本主义道路，要革“私”字的命，要“狠斗私字一闪 念”，这简直是要革所有人的命。试想，这样粮食产量能上去吗? 能实现“大跃进”吗?如果说是能，无异于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只是可怜的老百姓啼饥号寒持续了几十年。

现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鹤日前撰文《没有 对文革灾难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他指出: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是十年‘文革动乱’，那时中国经济已经走到 崩溃边缘。如果没有经历文化革命的灾难，没有对‘文化大革命’ 灾难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正是‘文化大革命’ 的反面教育作用，中国人认识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错误 和荒谬，认识到了闭关锁国的严重恶果和悲剧结局，也认识到了作 为一个人所经历的可怕危机和噩梦。摆脱贫困和结束动乱，是全民 族的强烈愿望，推动改革和开放，是全民族深埋在心中的强烈期盼。 这就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社会共识。邓小平同志的正确决策代表了 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这不发人深省、给人启示吗?

3. 买拖拉机的坎坷经历

上世纪 70 年代，村民的生产、生活与先民一样，土地用牛耕， 运输靠人力。人们最怕的是冬天取暖拉煤。先前人们用扁担到南山、 西山数十里近百里外的煤窑去挑。后来有了平车，一人拽一辆，须 结伴而行，几百斤重的煤车在上下坡需三四人把持。冒着凛冽的寒 风，夜晚睡野地，吃带冰渣的窝头，其苦其累是现在人们体会不到 的。全村两千八百亩土地，在人民公社生产体制下，连春节都在出 工，但终年不得温饱。

人们向往着改变现状，向往着有一台拖拉机耕地、拉煤。国家 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就将制造的拖拉机大批量援助阿尔巴尼亚等社 全主义国家，但我们的许多农民连拖拉机是啥模样还没见过。

村干部把希望寄托在祁东友身上，多次到临汾城拜访他。祁东 友何许人也?小苏村不多的在外工作的人物之一。他当时是临汾地 区计划委员会农业组组长、农业科科长、抗旱办公室副主任。他不 负众望，尽管费了许许多多的周折，但终于在 1971 年春天为小苏 买了一台跃进牌 20 型拖拉机。

这台拖拉机是多家企业协作生产的，由运城拖拉机制造厂总装 配，发动机是临汾动力厂制造的。这个型号的拖拉机在 1966 年就 投入批量生产。这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火爆的时期，其质量可 以想见。拖拉机进村后，使用的时间少，维修的时间多，而且拉不 动翻梨，不到一年，人们对他彻底失望了，卖给了稀罕它但又没“门 路”的邻村。“农业学大寨”运动如火如荼，上级号召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并且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粮食产量上不去，就是走了刘少奇资本主义复辟道路，谁也担不起这个罪名。村西近千亩土地被引来的洪水浇过，土地墒情虽好，但板结生硬，如不能深翻，引洪水浇地就会变成坏事，如果有一台大功率的拖拉机那是再好不过了。 1972 年初，买一台大功率拖拉机的事务摆上了小苏村干部的议事日程。哪里有卖?唯一的依靠，需再找祁东友。祁东友经过了解，他作难了，大型农业机械紧缺得很。全临汾地区由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马副军长分管，分配指标由他一人掌握，除此之外没人在临汾能买到大型拖拉机。 祁东友为给小苏购买这台拖拉机也算是扑上了身子。他的目标

是天津产“铁牛”55 型拖拉机。当时临汾县还没有，祁东友利用 职务之便，不知道托了多少人，拉了多少关系。时任“小苏生产大 队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的李国栋回忆说，他与当时小苏 党支部委员李建民两人徒步往返临汾城有多少次已记不清，只知道 两人各自背上玉米面窝头进城就是听祁东友的回信。有时进了城当 天回不到村里，就在农民旅店(现在东关大十字附近)住宿，吃干 馍喝开水。半年多后，终于有了眉目。在此期间，李国栋知道买拖拉机的钱还差很多，这更是让他头疼的事。 时任中共临汾县委书记的李春芳是李国栋在襄汾邓庄读小学时的教导主任。他思来想去只有动用这层关系，便执弟子之礼求见老师。在老师面前作为小苏村支书，他谈了小苏学大寨的精神面貌，小苏的宏伟发展规划，小苏的阶级斗争形势(这点虽与买拖拉机没关系，但作为政治必须谈)，更谈了村西洪水地需要深耕的意义，总之，小苏太需要一台拖拉机了。现在购买拖拉机事宜基本谈妥，就缺钱了。

李春芳书记与大苏公社的李家齐书记通了数次电话，对小苏做 了充分的了解，最终答应给小苏拨 5000 元。可是这笔款迟迟到不了账，农机局的田局长也就不让开车。

李国栋再找银行负责人侯股长，要求给田局长打电话沟通，强 调李书记答应给拔款了。田局长觉得款未到不可靠。小苏几个人围 着田局长说尽了好话。再加李国栋母亲到榆次看望当兵的儿子回到 了临汾，要一起搭车回小苏，眼看天已黑尽，这个田局长经不住这 么多人的纠缠终于放行。小苏人开着这台天津产“铁牛”55 型的 拖拉机在冬日晚上的八点回到了小苏村。听见拖拉机轰鸣着开到了 村西的庙场里，人们借着夜色围了一层又一层看着自己村里有了这 么高大的“铁牛”。学校放了夜学的孩子们欢呼着、跳跃着也冲了 来围观。

其实，这只是买了一个拖拉机车头，用什么“拖拉”呢?求 爷爷告奶奶，一个多月后在县农机局求告来一架双铧翻犁，拖拉机 才算有了用场。可是村里许多人家还等着拉煤取暖，必须得有一辆 拖车。这需要一大笔钱，怎么办?李国栋凭私人关系在塔儿山下的 202 微波站向负责人裴德昌先生借了 3000 元公款。直到人家上级 要查账时，才用跑运输挣的钱还给裴先生，自然这是后话。有了这 笔钱，祁东治、李建民几个车手北上太原、榆次，南下运城、曲沃， 走了多家拖车厂都无功而返。国家那么多工厂，那么多的“工人老 大哥”，都在干什么呢?几个农民一路发着牢骚。

在“前门”买不到就想办法再走“后门”。这也是当时的风气。邻村大苏人张庭瑞是原中共临汾县的组织部长。张庭瑞与小苏村有两家姻亲关系，小苏村干部就动员这两家托组织部长去找县农机局买一辆拖挂车。还好，组织部长很给面子，两个月后终于有信了，但只是买到四个车轮子。看着这几个车轮子，小苏人傻了眼。车头是拉不回去的，到襄汾县邓庄村借了拖车才弄回去。那时，借拖车在周围村庄只有邓庄。不管怎么说，总是有了轮子，不是三个两个，而是拖车全部的四个，不用再为轮子的事犯愁了。全力以赴买拖斗。再一次的北上南下。几个农民进到各地的拖车厂，看到的几乎都是一色的红旗招展，歌声嘹亮。人们都在搞“斗、批、改”，批判资本主义，但就是没有他们想要的拖车。李国栋再求县委书记李老师，李老师也再次发力:给他的老朋友——曲沃县县委书记祁英写了一封信，恳求买一台不需要轮子的拖斗。

村支书李国栋背上馍馍布袋，拿着李春芳书记的亲笔信，登上 了去侯马的班车。到了侯马已是半下午了，打问了一下，下午没有 去曲沃的班车，他背着馍袋渺然了。曲沃在东，向着东方走。一个 农民没有出过远门，他感觉到那样的孤独无助。途中遇到一辆汽车， 但无论怎样招手人家连速度都不减，只是溅给他一身的灰尘。他只 好走，走，疾步地走，看看太阳向西落去，曲沃城还没影子。他的 脑海在翻腾，为了买这个拖拉机他求了多少人，看了多少人的脸色， 悲伤的情绪陡然而生。肚子在叫唤，才意识到从早晨到现在还没有 任何食物进口。口袋里的窝头硬梆梆，他拿出来掰碎了往嘴里填。 夜幕无情地降临了，他的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他心酸地流 下泪水和着窝头强往下咽。晚上九点多，他摸到了曲沃。曲沃是小县城，没有电，夜幕沉重地笼罩着。他找到了一家车马店，店主在煤油灯下登记了他提供的身份信息，算是安顿了下来，喝上了热水，泡上了自己带的馍。第二天大早，李国栋找到了县委驻地，等到一上班，就把这封李书记给祁书记买拖斗的亲笔信递了上去，几个小时后，县委的一名通信员出来把他领到了拖斗厂。这个偌大的工厂只产拖斗但是没有现货，通讯员有书记之命在身便与其再三交涉，厂长也依着县委书记的面子才把别人预定的一个拖斗让给了小苏，李国栋千恩万谢。 回到小苏，再借邓庄拖车把这个拖斗拉了回去。

至此，一台拖拉机及附件买全了。后来的夏收碾麦子，村人自制了把四个碌碡联在一起的铁架子，再不敢奢望于工厂了。

计划经济时代，市场上没有拖拉机，“文革”时更是这样。买 火柴、打煤油都得凭票“走后门”，何况拖拉机?小苏人买拖拉机 “走后门”算是很成功的。不久，大苏公社的西下庄也有了一台“东 方红”履带拖拉机，不过那是走了更大的“后门”，祖籍西下庄的亢宝芳是当时山西省检察院检察长。

1972 年的冬天，小苏有了这头“铁牛”，犁地、拉煤就全靠它了。小苏人很自豪，因为周围许多村子没有拖拉机，只有羡慕的份儿。小苏人有勤劳的品质、卓越的见识，还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更有艰苦奋斗的传统、坚韧不拔的毅力，有光荣的过去，也必将会有更加辉煌的未来。

(作者系小苏村人、临汾四中教师，尧都区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委员)